按其占有议席的比例分享各议决单位职位和议会管理机关职位的权利。
该《决定》在阐述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意义和指导思想时提出，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重要经验，必须长期坚持。在这一过程中，中共中央是司法改革的主导者和强有力的推动者。
其中，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设立了全国法院系统首个法官遴选委员会，遴选委员会主任由北京高院院长慕平担任，委员由最高法、市人大内司委、市委政法委、市人力社保局、市知识产权局、中国知识产权法学研究会、律师协会以及北京三级法院的法官代表共同组成。法律工作者与科学家完全不同，科学家可以宣布真理在手，但没有一个严肃的法律工作者会这么冒失地说话。方便群众诉讼，开门办法院，如同有困难找党委和政府一样，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提法。一种是由地方结合本地实际，在地方各部门通力合作下开展的。况且，道德、习俗习惯、乡规民约、政策等，存在多重体系，即使不与法律比较，它们相互之间有时也并不一致。
事实上，司法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又有许多不同之处，改革若不能重心向下，很难取得成功。结语 综上，我国的司法改革，离不开中央的顶层设计，只有中央下决心的情况下，司法改革才能触及根本性问题。[4] 整体而言，一部新法律出台后，根据已有规范相同事项、但未明文废止的法律制定的司法解释效力如何，基本上也是一笔糊涂账。
例如，《物权法》实施后，解释《担保法》的法释[2000]44号司法解释效力如何？《侵权责任法》实施后，根据《民法通则》制定的法释[2001]7号、法释[2003]20号等司法解释效力究竟是怎样的？在司法实务中，如何适用似乎取决于法官个人的好恶，如数人侵权案件的裁判中，法官更习惯（或者更愿意）引用法释[2003]20号第3条，而不是引用《侵权责任法》第10条、第11条或者第12条等。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载《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页147。马莉莉：《民事司法解释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2012年版。进入专题： 最高法院司法解释效力 。
这也是司法解释的基本特征之一。比如，根据《民法通则》具体法律条文做出的司法解释，原本是在解释《民法通则》某条规定是什么意思，如果与《侵权责任法》相抵触，该司法解释的效力该怎么确定？如果该司法解释因为抵触而被修改或者废除，那么该司法解释据以做出的《民法通则》条文的意思必然也会受到《侵权责任法》的影响。
[17]还有学者认为，从《立法法》与《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均要求司法解释必须向常委会备案并接受审查来看，司法解释的效力应当是低于法律的。故而，最高法院制定的内部规定，要求下级法院遵守，也会显得底气不足，有违法之虞。[1]当然，其中哪些文件属于司法解释，本身就是需要研究和讨论的。[24]参见蒋惠岭：论司法解释的程序，《行政法学研究》1995年第2期。
最高法院司法解释是否故意采取模糊策略，或者尽管不是故意，但事实上采取了模糊策略，值得思考。（四）司法解释应当与其解释的具体法律条文同一效力 笔者认为，在满足上述条件后，最高法院司法解释应当与其解释的具体法律条文具有同一效力。[12]最高法院法释[2009]14号司法解释第2条规定，并列引用多个规范性法律文件的，引用顺序如下：法律及法律解释、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或者单行条例、司法解释。参见季长龙：规范性司法解释的法源地位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博士论文，指导教师孙国华教授，完成日期2008年5月。
尤其是，立法者在立法当时有意不加以规定的事项，司法解释就不能加以规定。所谓理直气壮，理不直则气不壮。
[19] 此说的问题在于，司法解释是在解释法律的意思，如果司法解释效力与行政法规处于同一效力，那么司法解释与其解释的法律是什么关系呢？ （四）小结 上述各说都在讨论司法解释本身是否有效力。由此或许可以得出一个一般性的结论：即司法解释的效力由被解释的具体法律条文的效力来决定。
前者的含义则是模糊的、不确定的。而《侵权责任法》第2条第2款民事权益列举中包括了隐私权。不过，笔者认为，对最高法院司法解释权力范围的解释，除需要遵守文义解释规则外，还需遵守体系解释规则及目的解释规则。另一方面，司法解释应当针对具体的法律条文，也是逻辑的必然。[23]参见吕芳：中国法院10年（2000-2010年）法律适用问题探讨，《法学》2011年第7期。这种解释程序与立法程序基本无异，故立法解释才同法律具有同等效力。
行政机关在办案时可以参考有关司法解释，但不宜直接适用司法解释。随被解释的具体法律条文来确定解释的效力，是《立法法》第50条规定的立法解释效力的确定方式，也是其他各种有权解释效力的确定方式。
上述规范对同一事项设置不同规则，显然会对利害关系人产生不同的影响。[31]一个极端的例子就是，《民事诉讼法》一共才284条，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却有552条!问题是，为何司法解释就可以详细，而立法却不能呢？[32]立法宜粗不宜细的要求是邓小平在1978年针对改革开放开始当时的社会环境提出的。
[8]很多学者对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无权力再授权最高法院进行司法解释提出了质疑。首先，司法解释应当主要针对具体的法律条文。
[16]参见尹伊君等，见前注[15]。[22]也有学者认为，有些法律对最高法院进行司法解释给予了明确的授权。【中文关键词】司法解释，法律效力，规范冲突 引言 最高法院司法解释的效力问题主要涉及两个方面，其一是司法解释在我国法律规范体系中的效力定位，其二是司法解释与法律发生冲突时如何确定效力位阶。（一）最高法院司法解释的效力必须明确，模糊策略不可取 就现状而言，最高法院司法解释游离于整个法律体系之外，司法解释造成了严重的法律适用的冲突。
凡关于法律、法令条文本身需要进一步明确界限或作补充规定的，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进行解释或用法令加以规定。其次，最高法院是司法机关，逻辑上当然没有立法权限。
值得注意的是，《立法法》第104条第1款要求，司法解释应当主要针对具体的法律条文，即针对具体的法律条文之前有主要的限制，似乎对针对具体的法律条文的要求留了一个口子。不符合要求的例子如法释[2009]5号司法解释第26条规定，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公平原则，并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变更或者解除。
在严谨和专业程度上，与最高人民法院裁判相比，司法解释无论在广度上还是在深度上都有过之而无不及。李仕春教授在文中还讨论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不愿意进行立法解释的原因。
最高法院在授权范围内就具体法律条文作出的司法解释应当同该被解释的具体法律具有相同的效力。因此，问题的症结在于：最高法院司法解释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效力究竟如何？ （二）最高法院司法解释效力不明确造成的混乱 第一，仲裁机关在仲裁案件时是否适用司法解释，一定程度上完全取决于仲裁庭（尤其是首席仲裁员）的好恶。按照通说，侵权法对权利和利益的保护门槛存在差异。模糊策略固然有其可取之处。
[7]比如，贺日开：司法解释权能的复位与宪法的实施，《中国法学》2004年第3期。对此，法释[2009]5号司法解释第29条第2款规定，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30%的，一般可以认定为合同法第114条第2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
季长龙博士在其博士论文中提出了自己的分类方法。由于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事实上起到了立法的作用，根据宪法第58条，我国的国家立法权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故而应当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对司法解释的效力问题进一步加以明确。
这一结论没有明确的法律根据，但是，可以从《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第32条、第33条以及《立法法》第104条中推论而出。[26]参见纪诚，见前注[1]，页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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